馬來西亞文本讀書會 L3 文字精神地理測量學 文字紀錄

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馬來西亞讀書會

文字的精神地理製圖學:馬來西亞的森林、大海、猴子、船、橡膠與其他

LESSON 03 文字精神地理測量學

時間|12/26(二)19:30 – 21:30
地點|打開-當代藝術工作站 OCAC
客座導讀人|茲克里拉曼 (Zikri Rahman)
口譯|區秀詒

關於特約導讀人
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文學之城」(LiteraCity Festival)這個持續的吉隆坡文學/文化繪製計畫的專案負責人。他在研究所期間參與成立的「街頭書社」則是多元的大眾實踐倡議,利用公眾空間倡議以莎阿南為根據地的文化識讀。

逐字稿整理|許丰千
攝影|朱威

 

區秀詒(開場):
各位好,今天是馬來西亞讀書會第三場,我們請來一位朋友擔任今天的客座導讀人——茲克里拉曼(Zikri Rahman),他是馬來人,目前在交通大學文化研究所念碩士班。他與另外兩位朋友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組織文學團體,前年進行了「LiteraCITY」計畫,透過蒐集馬來語與英語的寫作成果,以文字建構城市面貌。從 1970 年代後的文學作品蒐集起,進而透過文學作品重新認識、建構一張吉隆坡的地圖。

 

「LiteraCITY」:透過文學建構一座城市地圖

茲克里拉曼:非常高興可以來跟大家分享,謝謝邀請。先介紹一下我過去參與的計畫「LiteraCITY」,這計畫一開始來自一個文學遊戲,該如何結合「文學」跟「城市」?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計畫背後的想法。

這是我與兩個朋友合作的計畫,基本上是三個人在運作,包括馬來裔作家 Ridhwan Saidi、在出版社工作的 Nurul Aizam,以及我,我們一起發起、組織了這計畫。「LiteraCITY」背後有三個想法,我們最關心的三個問題是:第一,能不能夠以文字建構一個城市?第二,我們可以如何透過這些文學文本重新認識、拓展城市空間及感知?第三,我們如何透過這些文字來解構這個城市?當我們面對文字跟空間的落差時,怎麼透過解構的方式讓事情繼續下去?

在「LiteraCITY」中最核心的,就是進行「文學文化」的工作,有沒有可能用文學作品重新建構吉隆坡的地圖?我們集合了超過一百個文本,從 1970 年到現當代,這些文本的文類跨越了小說、短篇小說、詩跟劇本,現在圖上的這張地圖顯示馬來西亞的首都在不同時間點不斷擴張,1895 年英國殖民時只是兩條河巴生河跟鵝嘜河的交匯處,因為有錫礦,所以英殖民政府在那發展城市。

從這張地圖,可以看到吉隆坡這座城市隨時間擴大,2010 年,馬來西亞首相納吉宣布了「大吉隆坡計畫」,從當初 1895 年的源頭往外擴張 60 公里的地方也納入吉隆坡的範圍。這本馬來西亞作家 Abdullah Hussain 於 1967 年寫的小說《吉隆坡是我們的》(Kuala Lumpur Kita Punya),激發我們去進行這個計畫,但是我們鎖定的範圍是 1970 年到現在的文學文本,並沒有包括 1967 年這本進去。

為何是 1970 年而不是之前?第一,1970 年代馬來西亞,尤其是吉隆坡,開始了都市化的現象,可以看到大量的農村人口往城市移動,吉隆坡越來越多外來人口;第二,1970 年代後我們可以用後殖民的觀點重新檢視這座城市;第三,吉隆坡在 1969 年發生過被稱為民族暴動的五一三事件,五一三事件後 1970 年政府舉行全國文化大會,設定了一個影響到現在的國家文化政策,政策中最關鍵的事情是把馬來文化跟伊斯蘭文化變成馬來西亞主要的文化;雖然說全國文化大會的政策可能沒有影響到城市文學的發展,但影響了馬來西亞全國文學的變化,可以看到在 1970 年之後文學分為兩類,一是國家文學:馬來西亞人以馬來語書寫關於馬來西亞的作品;二是其他由各式各樣語言書寫的文學作品。

1967 年的那本小說裡,作者詮釋了城市跟鄉下的衝突,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小說,雖然作者覺得在文學的技巧及美學上沒有達到要求而不常提到那本,但是裡面呈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對於城市在城市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優越感,裡面有段兩人對話的文字:其中一個說「你們很無恥,都不覺得無恥嗎?」,一人就說「什麼羞恥?吉隆坡是我們的」,另一個人重複了「吉隆坡是我們的」。像這樣的文本呈現,植入了當時作者對於性別議題或城市作為開放性社會、空間的嚮往觀念。

回到「LiteraCITY」計畫,剛剛那張地圖只涵蓋到 1895 年的吉隆坡往外擴張五公里的地方,而不是現任首相說的 60 公里,那為什麼是五公里?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範圍找回、思索,捕捉屬於吉隆坡這座城市最原初的面貌。

我們現在對於地圖的認識多是透過手機 App,打開手機的時候會有一個 GPS 告訴我們清楚的方位,但是如果我們用文學作品的文字認知空間時,那狀態跟我們用 GPS 認知方位不太一樣,它不會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清楚的座標。我舉不同文體的例子:《Mak Nyah》是一本小說,「Mak Nyah」在馬來語裡面是對變性者的通俗用詞;馬來西亞重要的詩人 Usman Awang 的詩集;國家文學作家蘇瑞納哈珊 (Surinah Hassan)寫的一本小說等等,透過不同的文體重新認識吉隆坡這個城市、空間。當我們提到地圖繪製這件事情的時候,某程度上指的是我們要更近一步尋找某些事情的意義,但同時也希望反過來「文學製圖」——我們可以自己產出對城市的感知及意義的詮釋。

在這計畫裡,循著我們出版的地圖去探索,這個地圖只包含十二個文本節錄的一些段落,但研究過程含括的各種文體文本約有一百本左右,可以在網站上瀏覽那些沒有印製在地圖的部分。我們希望透過書寫文本的作家眼睛,認識這座城市,因此這個計畫出版了一本書,我們訪談了超過三十幾位作家,最後被整理成文字收錄書中的大概十位,他們來自不同的年齡層,以不同的文體寫作,其中兩個是國家級作者、得過國家文學獎的那種,一位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詩人薩瑪德・薩伊德(A. Samad Said),另一位是小說家。為什麼會選不同年齡層的作者訪問?因為不同年齡層經過不同時代,看到的事情會不太一樣,城市的變化可不可以透過這樣的篩選與梳理看出變化?其中薩瑪德・薩伊德在 1965 年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分家之前,同時在新加坡與吉隆坡寫作,可以在他早期的作品裡看到兩個地方不同的面貌。

從書中十來位文學作家的訪談裡,我們發現這些作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提出:「美學、論述、作者權」這些事。美學的部分,關乎我們如何從城市的樣貌、場景去建立美學,這包括很多不同的路徑與角度,當我們詮釋城市樣貌、捕捉趣味的時候,魔幻的寫實主義是不是最好的書寫?還是社會寫實主義是更好的方式?我們該如何捕捉城市的變化、樣態?在美學層面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如何在裡面顯現城市的衝突?最簡單的例子包括:社會階級。當我們在談論一座城市時,有非常有錢的階級及貧窮的階級,那作者如何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兩者之間的樣貌?像 Ridhwan Saidi 的小說《Amerika》,小說裡面展現了城市場景如何變成美學本身,故事情節是從城市的樣貌、建築體去驅動的;小說主角是建築師,所以可以看到大量對吉隆坡城市建築的書寫,包括吉隆坡的雙子星大樓等等。

另外一本是詩人 Alias Taib 的詩集《PEMBURU KOTA》,「PEMBURU」是獵人的意思,「KOTA」是城市的意思,這本詩集包含兩個時期的書寫,分別是詩人居住在馬來半島東邊及後來搬到吉隆坡,從這本詩集裡看到詩人如何捕捉這兩個地方的樣貌、風景,以及不同的空間如何影響她書寫的方式。

另外還有馬來西亞的國民漫畫家的系列作品《MAT SOM》,若沒有意外的話,這系列會被翻譯成中文。《MAT SOM》雖然跟剛剛說的小說《Amerika》一樣,是在書寫吉隆坡、以吉隆坡的人為出發點,但是《Amerika》是 2010 年出版,《MAT SOM》是 1980 年出版的漫畫集,你會發現不同世代對於城市有不同的詮釋。像《Amerika》的主角是吉隆坡出生的建築師,非常享受城市生活及空間,可是《MAT SOM》這部 1980 年出版的漫畫,呈現出漫畫主角在城市裡的焦慮——1970 到 1980 年代是吉隆坡都市化非常重要的時期,非常多外來人口移入,他覺得被孤立在整個社會之外,與 2010 年《Amerika》對都市的詮釋角度相當不同。

最後一個例子是戲劇團體五藝中心(Five Arts Centre)出版的劇本集《STAGING HISTORY》,詮釋「如何把歷史搬上舞台」。搜羅了大約從 1974 年到 2014 年的英語或馬來語劇本,劇本裡可以看到另外一種美學角度,關於「劇本如何從文字或文本本身轉譯成現場的表演」,這是另一種美學置換的方式。

 

文學與空間、記憶、社群的關係

很多訪談會討論到「文學如何被視為非國家論述?」,以吉隆坡這個城市為例,城市文學的文本裡有沒有一些非國家的空間、或國家空間但非國家論述的建立?好幾個文本都提到獨立廣場(Dataran Merdeka)這個地方,吉隆坡的獨立廣場是英國殖民政府撤退時,1957 年 8 月 31 日馬來西亞國旗第一次升起的地方。這空間在好幾個文本裡面被詮釋的方式不是像國家建構論述那樣,把獨立廣場建構成具有國家代表性的面貌,我等等會再舉一些例子。吉隆坡是個後殖民城市,這城市的某些建構邏輯,存在著許多殖民遺緒,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以種族分割區域,你會發現不同區域住的族裔是不一樣的。

另外一件在這些訪談中提到的重要事情:「文學可不可以作為『撿拾記憶』(Collect Memory)」,作家如何把他們對於城市的記憶書寫在文本裡面,「撿拾記憶」和「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不一樣,集體記憶比較是單一、一體性,但是「撿拾記憶」是採拾來的記憶,強調的是個人詮釋跟多元性。

在訪談中,不同作者都用不同的角度書寫同樣的空間,某程度上呈現了不同的「撿拾記憶」,有作者提出說他希望城市不是單一化的空間,而單一化空間在我的想法裡就像異脫邦的想像,譬如《Amerika》這本小說裡,你會發現有些段落中角色聊關於吉隆坡這個城市的時候,是用「垃圾語言」,在這裡可以看到不同的面貌,我認為沒有單一文本可以完整代表吉隆坡,而透過這個計畫希望展現不同的「撿拾記憶」。《尤里西斯》的作者詹姆斯・喬伊斯在小說訪談中提到說:「我想要給予讀者一個關於都柏林非常完整的面貌,完整到這個城市突然從地球上消失,它也可以從我的小說裡面解構出來」我覺得這計劃的核心跟喬伊斯的說法是非常契合的。

在這邊我想討論一個主題:「想像的城市或想像的社群」。有兩個例子或可說明,第一個是劇本,以英文書寫的馬來西亞作家廖培珍,她寫了一個全名叫《一個名叫紅豆妹的現代女人》的劇本,這故事講一個在購物中心工作的廁所女工經歷,我擷取其中一句台詞:「我知道我是誰,我不需要身份證來證明我是誰」,這段描述紅豆妹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有趣的是要求她出示身份證的人是購物中心非馬來西亞籍的外籍移工警衛;在這劇本裡觸及了我們一直把城市裡關於身份建構想像成具有流動性的,但偏偏會有衝突出現。

第二個例子是 1998 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枕頭上的吉隆坡》(KL di Atas Bantal),我想提的是裡面這句:「吉隆坡你是女同性戀」,在這文本裡有幾個有趣的地方,吉隆坡在小說裡不僅僅是空間,它也是人,空間跟角色的界線在此模糊,同時也提出一個想法:「我們想像一個城市時,是否具有性別、性向的判斷?」我們會說這是非常男性、女性的空間。小說批判了很多事情,其中一個是當時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提出 2020 年的宏願計畫——馬來西亞要在 2020 年變成先進的發達國家,當時作者費沙德拉尼(Faisal Tehrani)對於這種過度相信、仰賴城市發展這件事有自己的批判,也批判 1998 年馬來西亞副首相安華因為肛交罪名被抓,從此被排除在主流政治舞台,那件事的影響對當時候的知識份子、年輕人很大,也引起了所謂了「烈火莫熄」運動,對於執政政府有不同看法、批判。附帶一提的是安華被賦予的罪名,該法案是英國殖民政府留下的法案,並不是新的法例。

還有另外兩個例子是 1980 年代佐漢嘉化(Johan Jaafar)寫的劇本叫《我的城市啊!我的城市》(Kotaku Oh Kotaku),引用劇本裡面的那句話:「我就是妓女,這個城市裡最高尚的人類」,這文本對城市空間繪製是很有趣的並置,他提出一個問題:「到底這個城市誰有權利擁有?誰才是城市的擁有者?」1980 年代有很多人住在貧民區裡面,這些人是不是可以擁有這個城市,而不是高階級的人擁有?他提出了面對馬來西亞進程的反思。

另外一個例子是漫畫《MAT SOM》,在漫畫的最後 MATSOM 這角色有一段獨白:「夜晚的吉隆坡,我已經認識了,並且感受到了。」為什麼他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MAT SOM 從鄉下到吉隆坡這個城市打拼,到最後他知道他不可能跟這個城市鬥爭,他只能意識如何在這座城市生存,這跟我們大部分在城市裡的人來說有很類似的感受——很多時候我們並不是在對抗這座城市,我們在想的是如何在城市生存下去。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吉隆坡這個城市以不同的族群分化成不同的地方、空間,上面是馬來人,中間是印度人聚集的「小印度」,下面是吉隆坡華人聚集的中國城。「LiteraCITY」計畫面對最大的限制就是語言,我不懂中文跟淡米爾語(தமிழ்;Tamil language),無法找到以那些語言書寫吉隆坡時的面貌。為什麼吉隆坡的城市空間被不同族群分化?主要來自英國殖民時期實施的「分而治之」政策,為了讓不同的族群不團結而分開管理,政策裡賦予各族群不同的職業,彼此不會有交集就不會團結抵抗政府。而那時的文學作品某部分也助長了英國殖民時期的政策,比如如果是馬來裔的作家書寫到印度人的區域,他可能會描寫成它是城市裡不安全的地方,在寫華人比較多的區域的時,會寫說充滿私黨、黑社會聚集;另一方面,城市文學書寫也出現新的傾向,作品中會運用混雜的語言成為他們的美學形式。特別有趣的現象是以變性人稱號為題的小說《Mak Nyah》,我跟這位作者訪談時,作者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說法:「在這些變性人的群體裡,他們運用的語言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有些不同的運用方式。」

剛才講到的是關於文學空間的多語性。如果你在吉隆坡、馬來西亞生活,只需要懂一種語言就能生存,因為馬來西亞的社會是多語言混雜,不會因為只懂中文而無法活下去,但那僅止於日常交流,如果要做深入研究的話,語言的問題就會慢慢顯現出來。

吉隆坡變成文學生產集中的城市,跟吉隆坡作為馬來西亞的文化重心是有關係的。1963 年馬來西亞成立,1965 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成一個國家,在 1965 年以前,馬來西亞的文化重心比較聚集在新加坡,分家後文化重心轉移到吉隆坡,影響了當時作家對吉隆坡這座城市的想像。在轉移階段,有兩個具有指標性的文化團體及產業受到影響:馬來西亞的電影產業,以及重要的文學組織——國家語言出版局,國家語言出版局負責了很多馬來西亞文化跟文學的研究、出版計劃。

剛剛一直提到的桂冠詩人薩瑪德・薩伊德(A.Samad Said),他的文學養成是在新加坡當記者的時候,1965 年分家後他才搬到吉隆坡。在我們跟他的訪談裡,薩伊德提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 1965 年後寫出的作品,雖然有些事情是發生在新加坡的,但當時他把那些事情的文字做了轉換,讓它看起來像在吉隆坡。我們可以從歷史的節點看到變遷的痕跡,而這些痕跡會被體現到一些文本裡面。

 

持續變種、變化的文學生態

此外,在「LiteraCITY」計畫很重要的一點是關於不斷變種、變化的文學生態。在這概念裡,我們可以看到所謂的城市化、城市發展如何影響不同的作者對於城市的書寫、文字的詮釋,也可以看到過程中空間、語言的變化發展如何影響到作者本身。

當我們提到「生態」這件事情時,更重要的是居住在這空間裡的人如何進行溝通、如何在城市裡生產出對空間的想法;在這樣的範疇裡,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國族主義」在不同階段不斷被質疑,到今天大家會質疑其實這座城市已經不僅僅是關於「住在城市裡的馬來西亞人」,我們可以把眼光放置到「在這城市裡居住,一起參與城市的建構但是來自於其他國家的不同族群」。

「LiteraCITY」除了出版計劃外,去年還做了特別的活動「文學之旅」,我們邀請六位藝術家,針對他們選擇的文本延伸或提出對文本的反思、想法,在那天參與者會跟著藝術家們走兩公里的路,觀看城市不同的地方及表演。

從這些分割畫面裡,可以看到受邀請的藝術家在那天所做的表演,裡面的藝術家包括戲劇、舞蹈、聲音藝術、默劇等等;右下角的默劇男生,他其實是漫畫《MAT SOM》裡其中一個角色的原型,本身也是詩人;中間是行為藝術家 Poodien,他是延伸自文本《枕頭上的吉隆坡》,這本小說針對 1998 年馬來西亞副首相安華被控肛交罪名入獄這件事,當時引起很大的轟動,因為他被控入獄時政府提出來的證據很荒謬,證據包括一個床墊,Poodien 拿著這個床墊走了很長一段路,床墊這件事情在蔡明亮的電影《黑眼圈》裡面指涉的是同樣的事情。

 

—————————————————Q&A 時間——————————————————

Q:我好奇這個計畫的經費是怎麼運作的?國家會對這類可能在政治上有點敏感的文學之旅活動,或是質疑國族主義一類的活動提供補助嗎?

茲克里拉曼:我們有拿到一些國家相關單位補助,譬如基金會 thinkCITY 贊助地圖的印刷及前置研究經費。我們從不同的贊助單位拿到錢,這個和藝術家合作的「文學之旅」沒有寫進計畫中,我們是從其他單位贊助的項目中省下一些錢,做了這個一天的演出計畫。「LiteraCITY」申請經費的時候,國家單位並不了解我們要做什麼,所以我們就把這計畫包裝成一個研究型計畫,讓國家單位能夠了解。後來計畫有多方變形,還參加吉隆坡文學節,在文學節做了小型展覽;目前計畫仍在進行中,下一步是希望把地圖變成 App,讓大眾可以透過手機走過一次城市。

Q:我有兩點提問。第一個問題,從以上的分享中,可以看到從多元的角度,像性別、種族、階級等等世代觀點看這個城市,不曉得在你們挑選的作家群中,能否展現出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立場,能否投射出他們對城市的認識?第二個問題,我的吉隆坡華人朋友,本來住在中國城,後來他們被驅離,顯然不是只有來自鄉村的人被邊緣化,想了解該如何認識這樣的現象?

茲克里拉曼:關於第一個提問,在我們編寫的「LiteraCITY」這本書裡,收錄了一位德國作者談馬來西亞的文章,另外還有篇住在印尼日惹的荷蘭人所寫的關於東南亞文學的文章。我們盡可能採開放的角度,希望可以創造一份書單,這書單也是開放的,可以寫信給我們建議文本,我們會把大家建議的文本放進網站裡。關於吉隆坡的文學裡討論性別、性向角度的做法,有兩本比較明顯的,一個是《紅豆妹》這個劇本,另一個是《枕頭上的吉隆坡》。所謂的性別跟階級是很有關係的,像《枕頭上的吉隆坡》指的女性、女同性戀,並不是指一個人的外在形體,而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

關於第二個問題,像我剛剛提到 1980 年代的《我的城市啊!我的城市》(Kotaku Oh Kotaku),在這劇本裡談到 1980 年代吉隆坡高度城市化的狀態,政府用非常強制的手段將吉隆坡內的貧民區居民驅離,這些被驅離者對於驅離這件事情有不同的角度——從強制驅離到自願被驅離都有。吉隆坡有個特殊的區域,那區域有七個文化村落,體現了政府想在城市保留鄉村地區的概念,其中一個叫 Kampung Baru,這個村莊距離吉隆坡的雙子星大樓很近,它也是漫畫《MATSOM》裡角色生活的地方。之所以被稱為 Kampung Baru 其實有著非常複雜的狀態,1969 年的五一三事件的發生地點就在這裡,我們可以檢視不同文學作品、語言怎麼看待這個事件。馬來文學裡,唯一正面看待這事件的是烏斯曼・阿旺(Usman Awang),他寫了一本書叫《黑色的羔羊》,裡面的書寫明顯跟政府的觀點不同,他覺得華裔在這世界裡像是被屠宰的羔羊,也可以看到不同語言在書寫同一件事件的角度差異。

Q:外來人口幫忙建立吉隆坡,也挑戰了國族主義,剛剛你提到 1969 年五一三事件後,1970 年有國家文化政策,以馬來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為主,那這邊所謂的挑戰國族主義是挑戰這種以馬來文化還有伊斯蘭文化為主的國族主義,還是說挑戰「所有種族團結在一起、我們的國家大馬來西亞」的這種國族主義?

茲克里拉曼:其實談到國族主義的時候,並非以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文化為主,我比較想提的是想像的共同體這件事。我認為文學可以做到的,是從底層展現城市的空間,透過這樣的方式才能彰顯反國族主義的角度。其中一種作法是,語言和空間的問題在文學作品裡可以不被種族主義單一化,舉個例子:像今天談馬來語的書寫,腦中可能會直覺想到馬來文學的書寫一定是馬來人,其實不然,還是有很多華裔、印度裔作者的文學語言是馬來語,而不是我們想像的語言。那談到城市裡的空間——國族主義喜歡凸顯的空間,例如獨立廣場這些地方,其實在文學作品裡這些空間可以不被單一化呈現,我們不是在國家論述底下建構想法,而是要思考如何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想像。

在這個依照族裔劃分的地圖裡,有個區域一直被認為是馬來人的區域,人們對這區域的想像就是單一族群、文化,但是詩人選擇不從這個角度書寫,而寫了一座在地的市場,透過很日常的語言呈現生活場景。這首詩大概的意思是:你的空心菜逐漸在枯萎,你的透抽開始僵硬,玉米開始凋謝,但你還是新鮮的。詩人選擇用一個很常民的方式詮釋在國家底下被單一化的空間,這個例子亦是反國族主義的一種方式

Q:未來這計畫是否會以華語文學或淡米爾文學作延伸?

茲克里拉曼:這計畫最主要的限制就是三個成員都是馬來人,語言都是馬來語和英語,我不會中文,也不會坦米爾語,文學如果要轉譯是非常困難的,至少要有成員對兩種轉譯的語言都非常擅長才行。我們未來非常希望可以納入以中文、坦米爾文書寫的文學作品,也不排除高棉文所書寫的關於吉隆坡的作品。

另個限制的原因是,馬來西亞的印度裔作者很少用坦米爾語寫作,大部分是用馬來語和英語寫作,因為他們也不會坦米爾語,這其中牽涉了複雜的教育背景跟階級關係。

「LiteraCITY」計畫最原初是想繪製出吉隆坡發生過文學活動的場景或空間,但是後來我們改成找出文學作品中描繪的吉隆坡;下個階段想加入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本身的生活空間描繪,或日常流動中會經過的地方。而過程中面對較大的難題像是:劇本比較不會被當作文本去處理,所以很多劇作家並沒有留下當時候的文本,只對演出有印象。雖然剛剛提到五藝中心出版劇本集《STAGING HISTORY》,但劇本集所包括的劇本只限跟五藝中心合作過的劇作家,沒有合作過的不會被涵蓋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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